经济危机、政策嬗变与经济安全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就在繁荣与萧条中曲折前进。时至今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谁能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产品滞销、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更有甚者,还会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对于这一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经济危机的研究,无疑成为各个国家关注的重要话题。
事实上,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早在19世纪初就已被纳入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视野。200多年来,他们围绕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类型和实际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各自不同的分析和探讨,进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前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均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而唯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历次经济危机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意义。为此,《博士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经济危机、政策嬗变与经济安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之上,运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围绕经济危机变异及其机理、政府角色变迁和政策嬗变、经济危机与经济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对政府防范和应对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具体说来,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导言部分,主要对国内外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安全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提出了本书的选题意义,并就本书的框架结构、技术路线、创新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阐述了经济危机的涵义、主要特点和经济危机变异的表现。通过对近百年来爆发的主要经济危机的各自形成背景和具体表现的考察,从具体到抽象,总结出历次经济危机具有破坏性、传导性和周期性三个主要特点。同时认为经济危机表象不一,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即呈现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存、经济危机负效应的弱化、虚拟经济的主导性和危机爆发的全球性这样几个特点。

第三章具体分析了经济危机及其变异的机理。关于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本书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理论总结,以及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理论评析,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没有过时,她仍然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根源的根本依据。而关于经济危机变异的机理,本书认为政府的介入、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是引发危机变异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在研究经济危机变异的同时,探讨了政府角色变迁与危机变异之间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调节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而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一神话。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资产阶级开始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也随着经济危机的变异而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即经历了政府干预→放任→干预的角色转变。

第五章具体分析了经济危机变异、政府角色变迁和政策嬗变之间的关系。指出危机变异引发政府角色的变迁,而作为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经济政策,也必然随着危机的变异和政府角色的变迁发生着相应的嬗变,即实现了由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再到供求混合管理,由以邻为壑到协调合作,由国内走向国际、通过建立国际经济组织与政府联手应对危机的政策嬗变。从而为我们应对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危机给予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六章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及其应对政策调整问题。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轨迹,按照经济学界“谷—谷”划分方法,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波动可以划分为十个周期,并认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周期长度不一,并呈现由短周期向长周期演变的趋势;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不一,并呈现波动幅度逐步缩小的趋势;经济周期存在古典型和增长型两种类型,并呈现由古典型为主导向增长型为主导的转变趋势;存在封闭型波动和开放型波动两种情况,并呈现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由非同步性向同步性转变的趋势。究其原因,本书从社会供求矛盾、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和经济开放程度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它们是造成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础性原因。同时,本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所进行的政策调整予以归纳总结,特别指出了当前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下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政策选择。

第七章对经济危机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辨析。在对经济安全的涵义、主要内容、地位等基本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危机是经济不安全的状态和表现形式,即经济危机造成产业不安全、财政金融不安全、贸易不安全,并与能源危机相伴随。经济危机是当前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的一种现象。在看到它对经济社会造成破坏的同时,更应该对其积极的一面给予高度重视,即经济危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进行体制创新的最佳时机、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最佳契机。唯有如此,才能解决一国经济安全问题。